李玲:中国模式或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2019-05-15 22:10

  事实上,不论是跨越纵向空间的信心,还是跨越横向空间的国际环境,当我们跳离狭义经济学对市场交易中公共产品界定的条条框框之后,公共产品与人类更为密切的关系也已经跃然纸上:我们以怎样的方式与社会和整个世界中的其他人进行沟通,我们便也在享有怎样的一种公共产品。从而,这也让公共产品的存在进一步深入到哲学的讨论中。在这里,我们不能绕过的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人的本原意义的哲学思考。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在反思海德格尔(Heidegger)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类和整体世界关系的新的人格观念。她强调,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个人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他人”在场的前提下,才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空间;个人也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拥有、共同分享、共同建造一个“共同世界”的过程中积极行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意义。在后来的哲学学者眼里,阿伦特的新的“共同人格观”被誉为成功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个人沉思”的地位;然而,在经济学的眼光中,我们毋宁说,这样的观念其实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那天然的整体本性的回归。

  在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里,个人与社会的天然鸿沟是由市场作为桥梁的。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私有产权意义下的个人最优化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信条式权利,而只有在自由的市场交易中才能达到的个人最优与整体社会效率的联系。但是,阿伦特直截了当的为我们点明,个人与整体世界的关联,从来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纽带,这就是由人格和基本人性中的共同元素所决定的。这种依赖他人在场的“共同性”,才最终让人类脱离于平凡的动物群体。不难想象,对于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是最为“私有”的个人身体和个人生命,在阿伦特的哲学体系中也不再是完全私有的:因为对于我们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与我们不仅仅因为交易而联系的他人而言,尽管他们无法直接对我的身体和生命负有责任,但是,个人身体和生命受到的伤害对他的亲人带来的痛苦,不一定就比其自身承担的痛苦更为轻微。事实上,日常生活里普遍意义上的生命“无价”,并非仅仅强调“自然人”的肉体生命价值,自然人无非是一种大脑高度发达的生物,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不应该与普通的生物具有相异的价值标准;相反,我们更为珍视的,是我们被赋予了人格尊严的“社会人”的生命价值,只有在天然的,因为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所构建的一个正义的社会整体中,我们才能享受到这种作为“社会人”的无价生命。应当记得,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社会人”,而作为“社会人”才能获得的这种生命价值,也是完全满足在狭义经济学意义上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定义的。在这一意义上,人类的身体和生命本身就被赋予了公共产品的价值,所以,基于人类任何看似的“个人选择”的“私有行动”的物品,也因为人格和人性的天然公共性,而都十分正当的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公共产品元素。就是经济学家最爱引用为个人经济代表的荒岛上的鲁滨逊,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战斗”过。在漂流前的风暴中,他向上帝许下的最后一句誓言是回到父母身边,而他最为局促的一句评论则是:“最没有用的就是那三十六英镑金币了!”所以,在这个因为人类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逐渐变小的整体世界里,公共产品无处不在,层出不穷。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中国。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与公共产品的“公”字,缘分可谓源远流长。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曾明确的点到,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对于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梁先生生动的归结为“共财之义、分财之义、通财之义”,三义的根本,在于“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之目以为不义。”彼此顾恤、互相负责,与阿伦特的共同人格观何其相似!这不仅仅蕴含着现代的公共产品理念,更在朴素中概括着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整体天然的合一性。再翻开《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也不就正是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雏形?诚然,我们应当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过于强调公义而忽视个人价值的倾向。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民主、自由和共和思想的多元融合,尤其是德国哲学的批判主义元素和美国现实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双重变奏,是让中国大众走出封建,回归对人的本性认同的一股最为积极的力量。但是,我们同样无法、也不应刻意抹去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这一厚重的文化色彩。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巨大张力,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往往呈现更为生动的形态。而如今,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逐渐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和科学发展观,则正是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对这种张力在中国新时代发展中更为理性的统一方式。毋庸置疑,和谐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公共与个人的平衡;而且,我们能够享受的和谐社会本身,不正就是一种最为可贵的公共产品?

  所以,对于如今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公共产品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公”的度量标准,也在面临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们自信地宣称“历史终结”,断定美国模式将成为人类历史终点的时候,我们也许并不应该过于自谦。相反,我们可以更为理性的说,在上世纪早期,是西方文化为中国走出封建蒙昧的“公”的状态提供了启蒙;那么今天,西方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之时,中国文化中这深邃的“公”字,是否可以作为另一种对世界和人类所需要的更为科学、正义的“公”的新启蒙力量?而“中国模式”也许是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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